[《科学时报》 (2010-3-9 B1 大学周刊)]
编者按如同乍暖还寒总会勾起人们对春天的期待，新世纪第一份教育纲领性文件再次将人们关注的目光聚集，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美丽畅想。
《科学时报》挑选出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若干问题，向两会代表委员问计。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校长韩圣浩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孙正聿
2月28日，《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此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谈到，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规划纲要》已经就此问题提出了应对的方法思路，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虽然大学“去行政化”的观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要最终“啃下”这块被认为是教育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并不容易。
顾海良：高校行政化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放在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这个总题目下来思考。二者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趋向，也是回归大学本源、彰显大学本质、实现大学使命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的制度条件。
柯杨：中国的大学制度，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现不出“行政化”。为什么现在提出“去行政化”的概念？因为，从政府来说，已经走出了公务员之路，有其自身的规则；从企业来说，已经是市场化管理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的规则。唯独事业单位，尤其是大学这样有特殊规律的事业单位，没有人定下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规划纲要》中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部分，的确是表明了政府的决心——要做这件事了，但是在具体内容上似乎还是缺乏强有力的办法。
龚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什么高校办学自主权不落实？主要还是过去计划管理的老观念、老做法没有改变，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高校当做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而不是独立办学实体。学校的招生数量、专业设置、职称比例乃至内部机构设置等问题上都由政府规定，这样的管理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来自“上级”的行政管理还有更加细化的倾向，这无疑是有害于高校发展的。这的确是现在我国大学治理的不足的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中提出要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这实际上就是大学治理的体制改革问题。我觉得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切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达成对于中国大学治理理念的一定的社会共识，切不能简单、片面甚至偏激地对待大学治理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
程天权：大学行政化这个问题在我国有些炒作过度，对大学的改革未必能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所谓“行政级别”，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对单位、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描述，是单位、个人和政府之间在交流中所需。不仅是在教育部门，在经济、文化、艺术、医疗、新闻等等几乎一切其他非行政管理的社会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描述。俄罗斯最重要大学的校长是正部级，而且有法律上的支持。
龚克：现在社会关注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我总觉得这个概念不大确切，我理解这里所涉及的高校的管理制度问题，包括社会对高校的管理和高校内部的管理。我们不能从一个单独的角度看待高校行政化问题，所谓高校行政化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
总的来说，从学校外部看，大学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不是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从学校内部来看，大学是一个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学术机构，不能由行政权力决定一切管理一切。
首先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中不遵照教育规律，只是行政管理，或有该尽的行政责任不到位的倾向。国家办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毫无疑问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公立大学国家拨款应该是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国家应该制定以尊重教育基本规律为前提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这些纲领性的法规和文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第三，国家应该参与、监督大学校长的遴选。第四，国家应该监督大学的办学质量。除此之外，国家对大学管得越少越好。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四个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得太多、管得太死，而且管得不得当。比如说，国内有些高校的校长显然不能胜任教育工作，却调入管教育；教学评估中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现象引来责疑：是管法不当还是学校没了诚信。此外，博士点申请，各类课题、项目申请等等工作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等行为，也都表现出行政化的色彩。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权力寻租行为。
其次是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大学里有三支队伍：教师队伍；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三支队伍职责不同、作用不同，但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都是大学的办学主体。教师队伍是核心，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后勤人员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管理人员提供组织统筹方面的服务。大学内部的行政化问题，大多表现为管理工作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不够，有时对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理解尊重不够。比如对老师进行各类考核评价科学性不够，为老师的科研工作单纯管理多，热情服务少等等。
柯杨：高校行政化的现象确实存在，对行政化应有不同的理解，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谈。行政化问题可以粗分为两个方面：外部环境，体制的问题；内部环境，理念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制度只有百年的历史，大学的办学目的、宗旨、使命还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无论在大学外部还是内部，这部分都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探索建立符合大学规则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在干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上应该有新的模式。当然，同时不能脱离党的体系。
另一方面，政府习惯不放手。在政府资助的体制下，大学依靠政府的成分特别大。相比国外很好的捐款体制，我国高校经费还是依赖政府，因此高校就会变得比较软弱，对政府的指令百分百服从。而政府，给高校投钱了，要向全国人民交代，于是就对大学的每件事都不放心。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的自主权从哪儿来？
在高校内部，不应该强化级别观念，无论什么级别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应该有意识地区分大学和政府、企业的差异，应该尊重教师、尊重学生，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型的关注教育本身的行政管理。这恰恰是大学管理者这些年特别淡漠的方面。
大学管理者不应该把自己当“官”看。即使从事大学行政工作，也应该懂教育、研究教育、学习教育的规律，尤其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要实行服务型的行政管理。
“去行政化”是应该的，指的是去掉行政的弊端，但是认为高校应该实施纯学术制度也是不对的。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这“五学”是大学该做的而且应该做好的事情，同时教授们应该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回归到学术上。如果把学校的行政全盘否定，学校事务全由教授来管理，这个学校也搞不好。
教授治学是优化高校管理体制结构的根本。高校体制结构的合理化，不仅有赖于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作用的发挥，而且还要依靠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学术主导和指导作用。离开了教授治学，就可能使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校长的“全面负责”失去根基和依据，就可能使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失去方向和基础。
但是，教授治学不是教授治校。“治校”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比“治学”更为复杂和更为宽泛的管理过程。所以，教授治学也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统一领导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负责，相反，它只能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只有既发挥教授治学的优势，又发挥高校党委和校长治校的优势，才能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顾海良：大学要回归本位，“去行政化”，须首先厘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前提下，明确界定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力和责任，改变当前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
一方面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方面作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尝试；同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做很多事情。不能永远期望等待整个环境改变后再来做事情，消极的心态永远进步不了，应该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失败，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龚克：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了高校内部治理的四个元素：党委、校长（以其为首的行政机构）、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应该说，这一框架是非常好的“共同治理”框架。但在四个要素中，目前最弱的是学术委员会，而它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跟外部的影响是有关的，比如相关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审议学校的专业设置，但实际上，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很大程度上是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换句话说，由于目前教育行政部门收拢了太多的权力，大学内部的学术机构处于一种“说不上话”的状态。
高校的“去行政化”，需要国家和高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不是政府或者学校一厢情愿或者单方面就可以办成的。在这中间，政府主要去解决外部的问题，因为学校的资源是从外部来的，外部的资源控制决定学校很多内部的运转不得不适应这些要求。外部要为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创造条件和氛围。
但是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学校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也就解决了。学校内部要真正把党、政、学、群的关系梳理好，特别是把党、政要真正尊重学术权力，能够把应由学术委员会作决定的事情交给教授，能够当出台涉及到学术的重大决策时认真听取学术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而“学术权力”也要克服“学科文化”的局限性，也要尊重党的领导和讲究管理效率，也要尊重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和要求，要将这件事真正做好，需要党政学群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韩圣浩：“去行政化”的条文令人鼓舞，但近两年完全做到还比较困难。因为行政与学术完全分开，要考虑到中国大学的特点，同时还牵涉到正在进行的高校工资改革，在这方面期待国家很快就有大的动作还不现实。建议在某个学校先做试点，待有了好的经验再逐步推开。
大学内部要检讨行政化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更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对大学少些干预，多些支持。
国外的一些大学自主权很大。比如加拿大，国家没有教育部，相比中国少了一个“婆婆”，而是由基金委员会负责大学的资金资助。大学校长选举不是上级任命，而是公开招聘，在个人申请后，由教授委员会推荐，大学董事会认可就行。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办出特色。
中国的大学主要还是应该由政府来办，同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应该给大学充分的自主权。要想大学办出特色，教育管理部门一定要松绑。《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大学在专业设置、招生、人事等方面都有自主权，这些值得期待。
孙正聿：学校同一般行政管理单位最大的区别在于：从管理角度来说，学校有两条线，一条是行政管理，一条是学术管理。对所有高校来说，这两者应该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金沙采取的措施是，所有校领导都退出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纯粹由教授来组成。
金沙学术委员会刚成立时，我提出三条：明确职责、坚守原则、以身作则。
明确职责，即学术方面的工作——主要指学术资源的配置——都交给学术委员会来做，具体包括教师职称评聘、校外人才引进、各种学术项目设计，以及各种学术奖励、评审等。这样做对学术、行政双方都有利。一方面，学术工作交给专家学者做，他们更熟悉情况，也更容易赢得老师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学校领导层可以更加集中精力抓好党政工作，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
坚守原则。就学术委员会来说，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制定的“游戏规则”能不能坚守。这里说的游戏规则，包括底线原则和择优原则。学术委员会成员不能把别人“抱”过去，而要让他们自己跨过门槛。
以身作则。学术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委员会成员能否以身作则。有一个说法叫“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就是说身为学者要有学术化的形象、学术化的权威。这决定了一名学者在学校怎样发挥作用。无欲则刚，我们要有相对独立性，不要事事求助于校领导。
每个学校都有学术和行政两条线，只是之前学术这条线弱化了，将行政权力扩大到学术管理当中去了。
当然，要将高校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对分开，会遇到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能否成为现实，既取决于学校是否下决心这样做，也取决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如果这两点都成立，只要下决心采取一定措施，建立相应的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利，高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相对剥离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龚克：目前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理念：一是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能过度民主，要强化行政意志，从而保证资源使用的集中；二是强调教授治校，排斥行政干预，即学校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教授来做。二者都有缺陷。
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所实行的“共同治理”模式，并没有简单地交给教授去治理大学。他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抑制教授的“学科文化”，即追求其相关学科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趋向，这将有碍于整体发展的利益，特别是常常会使新兴学科的发展受抑制，而这是长远发展的利益所在。学校的治理要超越这种“狭隘性”，就需要将行政人员的角色放入其中，将外部人员引入。行政人员不受学科的限制，易从学校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方面思考问题。但行政人员自身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不了解相关学科的学术规律，而且受限于遵命于上级的“行政文化”。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校内两种力量的相互协调。
程天权：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管理人员努力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研究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科学化管理方法，是消除大学内部行政化的重要途径。
美国的大学也分类，同时教师更关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发展，学校领导和管理者更关注学校运作和整体发展。行政运作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化”是要反对的。
大学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地位来自于大学的根本任务：文化知识的传承、优秀人才的培养、社会思想的引领。大学应以其崇高的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这就是大学应该拥有的“级别”。
顾海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过程。大学校长和书记需要培训。一些大学校长不会跟社会打交道，有的甚至走向了歧途。大学具有自身管理的特殊性。以前感性的管理模式，或者专业院士用自身学科的思维进行的大学管理模式都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
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
